汤显祖的至情论与儒家思想
我要投稿 论文查重 来源:学报编辑部 时间:2019-02-20 浏览:
【字体:
摘  要:汤显祖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用一幕幕情意浓浓的戏剧“以情反理”,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建构至情论。汤显祖的至情论猛烈的抨击了卫道士迎合人伦纲常的风气,反对禁欲主义。但他没有彻底摒弃儒学的基本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和之美,矫正晚明时期的文坛风气的弊病。
关 键 词:汤显祖 至情论 儒家思想
作  者:王玉
单  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正  文: Tang Xianzu's Theory of Affection and Confucianism              WA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ang Xianzu used "emotion" as the main aesthetic category, and used the dramatic drama of "thinking against circumstances" to break the bondage of feudal rituals and construct sentimentalism. Tang Xianzu’s sentimentalism has slammed the defenders to meet the ethos of humanity and opposition to asceticism. However, he did not completely abandon the basic ideas of Confucian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beauty of neutrality, and corrected the ills of the literary atmospher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Keywords: Tang Xianzu, sentimentalism, Confucianism 一、晚明时代境遇 以儒学为基础,兼并糅合佛、道两教的理学,是宋代思想的主流。理学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为始祖,朱熹继承程颐、程颢二人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发展到晚明,仍恪守“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其思想统治力量已大不如前,明正德年间,王阳明提出“心即是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致良知”,心学由此兴起。程朱理学强调“治心”,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陆王心学则不满于程朱理学此类把天理、人欲截然两分的观点:“天理人欲之分极有病”。陆九渊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强调天人不分,王阳明对朱熹“心、理为二之弊”提出了质疑:“理岂外于吾心耶?”,并且提出“致良知”的思想观点,认为心外无理,理在心中,人可以通过“致良知”将遮蔽的良知体认明白,这样,“治心”变为了“致心”,即回到了自己的本心。心学促使了士人开始反观自己内心,关注自我,关注个体的生命意识。当个体意识觉醒,士人开始怀疑理学,被“理学”这块顽石压得喘不过起来气的时候,进而要求摈弃理学,“尚情”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除此以外,明朝中后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出现,人们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满足正常的欲望,开始关照内心真实的想法,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也越来越强烈。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通俗文学应运而生,情爱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题材,被长期压制了正常欲望的人们争相传颂这些文学作品。而这类作品中,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在封建禁锢下,努力追寻个人合理的人欲,警醒了当时一部分的文人,对儒学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正。 正是在“尚情”的时代境遇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得以流传,“几令西厢减价”的《牡丹亭》更是彪炳千古,杜丽娘的“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情深”,以及为追求自由解放、个人情感和幸福的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汤显祖在他的戏剧实验中更是完整展现了他的“至情”文论观。 一、汤显祖的“至情”文论观阐述 汤显祖的“至情”文论观,是在晚明尚情思潮中催生出来的,至情论所倡导的“有情之天下”,是其文章的主旋律,也是他一生都在寻找的“春天”。汤显祖对文学内在精神的认识以及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体悟,皆是源于一个字--情,他将“情”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主情 “情”是汤显祖文论观的核心范畴,是其文学思想的精髓,更是他毕生所求。汤显祖的情感论要求文学以表现情感为目的,强调“情”是文学的本质和根源。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人生而有情”,“情”主宰着世间万事万物的消亡,人虽然作为万物的灵长,但同样受“情”的制约。汤显祖认为“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是无需后天培养的先天禀赋,他所指的“情”是指生命欲望和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情生诗歌”,诗歌(泛指包括戏曲在内的一切艺术)皆由情而生,“情”是文学创作的根源也是终极的目标。在“情”的指导下,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感而发,激起创作欲,从而将自己所思所感记录下来的过程。在“情”的指导下,创作主体主动地去感受,而非被动的接受现实生活,其创作出的作品也是现实生活和作者内心的真实反映。 在汤显祖强调“情”是文学的本质和根源的同时,更是将“情”提到了极致的高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样的至情论强化超现实、超理性的力量,是前人无法企及的。 “世间只有情难诉”,汤显祖“至情”的终极追求,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的呢?“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汤显祖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戏剧理论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因情成梦’,‘情’是‘梦’的产生前提,‘梦’是‘情’的外化产物;‘因梦成戏’,‘戏’是‘梦’的表现形式,‘梦’是‘戏’的艺术手段。”[ ]杜丽娘游园惊梦,便是这种表达方式最有力的例证。汤显祖认为,创作主体应敢于用大胆、热烈的幻想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表现对生活的理想与认识。为了追求“情”的解放,可以任意大胆想象,可以突破生死界限,创造理想世界,情节的虚幻、荒诞与情感的真实、执着是不相冲突的。 (二)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关注:尚奇 作者作为创作主体,任何情感的表达都要通过作者才能得以实现,否则,情感就只是虚谈而无法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呈现。所以,汤显祖在将情感提升到主体位置的同时,对创作主体也作出了相应的要求。汤显祖认为,文章要有生机,需要创作主体对文学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唯有对文学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才可以创作出饱含真情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如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按照固定的形式,一味迎合统治者的官方思想,并不能创造出不朽的文学作品。除了尚奇之外,汤显祖对曲律的形式突破,即提倡“意、趣、神、色”,也是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关注。晚明中后期,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汤沈之争”,是戏剧史上的重要事件,吴江派主要强调戏剧的语言和音律等形式方面的技巧,强调宁“协律”而不能不工,而汤显祖主张为了表现作者的真情可以突破传统音律的限制,并提出了在戏剧的创作中应遵循“意、趣、神、色”的创作要求,并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强调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与创作个性,是“意、趣、神、色”说的核心内容。 “汤显祖论文‘主情’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 ]汤显祖的尚奇主要是强调发扬创作主体的个性和才能,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是对文学作品形式的追求;主情则强调的是人性的真实性与丰富性,是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汤显祖的至情论,无论是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还是对形式的关注,皆体现了在晚明的尚情思潮中,反对礼教束缚和理学禁锢、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体价值的时代特色。 三、至情论与儒学 (一)禁欲主义和卫道士的抨击 汤显祖一生经历了明中晚期,当时的明朝已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状态,社会动荡,官员贪污腐败风气严重,但是,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却得到的快速的发展,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发展。因此,在这样大背景下,汤显祖提出的至情论,构建的“有情之天下”,必定也针对了儒学发展的弊病。 早在宋代,宋代朱熹曾说过:“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被人欲所包裹,想要得到天理,需一点点的去掉人欲,克己复礼,并且遵守“三纲五常”。朱熹提出的“灭人欲”,不是割弃人基本生存的欲望,而是要摈弃邪欲,从而得到天理。然而,在儒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欲的克制,过分的强调“三纲五常”,导致儒学走向僵化的地步。在儒学逐渐走向僵化的地步,一些卫道士为了迎合官方思想将作品变成维护统治的武器,失去了文学抒发本真的价值观。在人欲方面,特别是情欲方面的克制更是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而“三纲五常”以及禁欲等思想,却是针对当时的妇女。因此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贞节牌坊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却是无数如花般青春的葬送和“儒士”面具下卫道士的虚伪而在晚明时期,陆王心学的发展,虽说是维护理学,客观上促使文人开始关注自我,本体意识开始变得强烈。汤显祖等人对“天理”以及过分克制欲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因此“尚情”思潮产生。而汤显祖的“至情论”提出正是对封建儒学中文学失去本真和禁欲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 在汤显祖的“至情论”中,“情”就是“真”。情感的真实性在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一旦文学失去了作者的真实情感,便失去了艺术的审美性。针对明中晚期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人沦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笔杆子”这一现象,汤显祖提出文学表达人的真实情感这一思想,猛烈的抨击了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一风气。宁可狂放不羁,也不可以媚俗,成为封建道德的“代言人”。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建构“有情之天下”,用杜丽娘这一形象表达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释放个体正当的欲望的权利,这正是晚明时期,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文学内容的“主情”,唤醒了当时人们对于人欲的正当追求,文学形式的“尚奇”打破了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体式,传达了文学应当抒发作者真实情感的文学价值观。这是汤显祖的“至情论”在晚明对当时儒学发展中的弊病,有所矫正的地方。 (二)中庸思想的继承 汤显祖的“情”并非是情感的任意放流,而是有节制的表达。“奇而法,正而葩,穠纤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於邪,诡谲浮夸而不离於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 ](1503)汤显祖的“情”始终认为要合情合理,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杜丽娘在虚幻的世界中尽情表达着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一回到现实世界中,她又变得知书达理起来。柳梦梅出身寒门,与千金小姐杜丽娘门不当户不对,在汤显祖的戏剧安排下,最终也考取了状元,金榜题名,平步青云。杜丽娘在梦与现实和生与死之间的转换,释放自己真实情感与欲望,合理而又节制。而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的“至情论”合理的吸收了中庸之美,并非对理学完全的抛弃 ,而是主张对人性合理的解放,这是相对晚明时期,理学压抑人性的风气的反抗,却并非是对儒学的抛弃,而是对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病进行矫正,追求人的合理欲望,追求自由、幸福和思想解放,这是晚明时期个人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另外,汤显祖的戏剧不仅具有审美功用,更具有社会功用。他的戏剧虽说追求“尚奇”,强调真性情的流泻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理想,但在给读者带来审美感受的同时,也提倡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儒家审美境界。这与儒家诗教主张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艺社会功能如出一辙。由此观之,汤显祖本就没有抛弃儒家的审美理想,在反对理学的束缚和强调个性性情的表达之间也找到了一条调和的中庸之道。 明代中后期,“尚情”思潮蔚为大观,追求个性解放和反对理学束缚的呼声越来越高,汤显祖的创作理念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用一幕幕情意浓浓的戏剧“以情反理”,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建构“有情之天下”,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但汤显祖的至情论在反对理学禁锢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摒弃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真正地做到情至的狂狷放达。在汤显祖的至情论及其戏剧实验中,不仅体现了追求个性和真性情的“至情”,还透露出儒家中庸的美学理想。因此,汤显祖的至情论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完全抛弃 四、结语 晚明中后期的儒学在理学的禁锢下,逐渐走向了僵化的地步。而汤显祖在“尚情”的思潮中提出“至情论”,构建“有情之天下”,正是对理学思想的猛烈的冲击。针对于卫道士沦为政治和人伦纲常的“笔杆子”这一现象,提出文章应表达作者的情感。“有情之天下”中的人们对幸福和正当欲望的追求,更是对卫道士的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但是汤显祖的“至情论”中对情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的中庸之道,应当“发乎情,止乎于礼”。因此可看出,汤显祖的“至情论”对待儒学既有摈弃也有继承和发展,而对当代的文学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欢迎投稿:[email protected]】 【论文检测】 【返回首页】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